1987年9月2日，阿拉斯加，安克雷奇镇。

Dennis Mouser（图右）淡定地走进镇警察局。

这是他第二次接受警探的审问。

在警察局里他承认，他曾多次对着10岁的继女Sherri暴露下体，至少两次对Sherri实施性侵。

一名警探记录了他的陈述。

随后，Mouser大摇大摆地离开了警察局，终其一生，都没有被逮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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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6月，阿拉斯加，安克雷奇镇。

44岁的Sherri Stewart虚弱地躺在床上，她生了重病，时日无多。

在她面前，摆放着一台平板电脑，

电脑那头，是已经退休20年的安克雷奇镇警探Karen Rhodes-Johnson。

34年之前，

10岁的Sherri是遭受继父性侵的受害者，而39岁的Rhodes-Johnson则是负责调查这起案件的警探。

34年之后，两人再次通话，Sherri提出了那个困扰了她一生的问题，

“为什么继父可以逍遥法外？”

“为什么没有人把他关到监狱里？为什么当初没有人带我离开这一切？”她问。

多次性侵继女，甚至自己已经认罪，

为什么却从来都没有被逮捕，甚至都没有被定罪？

Sherri的故事，还得从34年前说起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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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herri是在10岁那年意识到自己遭到了继父Mouser的性虐待的。

这是1986年的5月。

（左：Sherri的哥哥，Sherri，Sherri的母亲，继父Mouser）

坐在小学课堂里，Sherri正认真聆听学校护士的讲课，听着听着，她忽然颤抖起来……

“他们开始说一些‘好的触碰’和‘坏的触碰’。”

“坏的触碰，就是身体的一些部位，是不应该被任何人触碰到的。”Sherri回忆道，“他们还说，有些人会吓唬你，让你不敢把发生了的事情说出去。”

这堂课让Sherri陷入了巨大的恐惧，

因为她意识到，自己的继父Mouser一直都在对自己做“坏的触碰”，他也一直在吓唬自己，不让自己把事情说出去——她确信，自己遭遇了性侵。

当宣布下课，Sherri立刻冲出去大哭了起来。

她的小伙伴闻讯赶来，在得知发生了什么之后，他们说服她把此事告诉了老师。

很快，学校的工作人员把事情通报给了家庭和青年服务部门（DFYS，现儿童服务办公室），

随后DFYS又打电话报了警。

到这里，所有的程序都没有耽搁时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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继父Mouser是在Sherri4岁那年进入她的家庭的，而性侵也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。

“持续性的，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发生。”

因为年纪太小，Sherri不懂什么是性侵，所以在外人眼里，她一直是个看起来健康又活泼的小女孩。

直到，10岁的那堂课。

1986年6月，Sherri上报性侵的几天之后。

安克雷奇镇警察局派遣Karen Rhodes-Johnson警探负责调查这个案件。她有着15年的执法部门经验，并且非常擅长与儿童进行沟通。——她就是34年后和Sherri再次通话的那个警探。

当时，Sherri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她。

在警方报告中，Rhodes-Johnson详细记录了Mouser性骚扰、性侵Sherri的过程。

他总是醉醺醺的出现在Sherri自己的房间里，脱掉自己的裤子，用手，用舌头，用下体侵犯她。

理论上，安克雷奇镇的警方应该立刻审问Mouser，

但是他们没有——因为他们找不到Mouser，所以就把案件搁置了。

事后Mouser告诉警方，当时他离开了阿拉斯加，在华盛顿州的戒毒戒酒康复计划中度过了28天。

1986年10月，Sherri上报性侵的四个月之后。

警方依旧没有找到Mouser，相反，Mouser找上了他们。

此时，Mouser已经回到了安克雷奇镇，正在医院里进行精神治疗。他托社工给警方带话，要和他们谈谈。

Rhodes-Johnson前往了医院，问他是否和继女Sherri进行了性接触。

Mouser的回答非常微妙……

他一会儿说，“可能发生了……性接触。”

一会儿又说，“额，我努力着回忆了，但我不记得了……不是什么我能记得的事情。”

他一会儿表示，自己似乎曾有一次在喝醉的时候，赤身裸体的走进了Sherri的房间，坐在了她的身边。

一会儿又表示，他不认为自己像Sherri所说的那样对她做了那么多事情。

对于自己这种“反复无常”和“失忆”的现象，

Mouser解释说因为他滥用可卡因和大麻，一天能喝18瓶啤酒，所以时不时就会“断片”。

最终，在这次谈话中，Mouser承认，

他觉得自己可能做了一些性侵的事情，“我不知道……就嗯……可能做了一些愧疚的事情，我不知道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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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6年12月中旬，Sherri上报案件六个月之后。

Rhodes-Johnson警探终于向安克雷奇镇检察官办公室（DA）发送了一份案件报告，要求DA对这起性虐未成年人的案件进行审查。

出乎警方意料的是，在看到报告之后，DA认为证据不足，并没有立刻起诉Mouser，反而要求当地警方进行更多的审问……

审问对象甚至包括学校的护士。

没办法，这个案件又打回到了警方，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调查……

这边，案件没有任何进展，

另一边，年幼的Sherri情况也不好……

首先，她的生活很不安定。

在汇报遭到性侵之后，阿拉斯加州政府把Sherri从母亲家里带出，随后让她辗转生活在了多个家庭里，有她的亲生父亲家，亲戚家，朋友家，甚至还有陌生的寄养家庭。

其次，没有人给Sherri提供案件信息。

警方和她没有任何交流，没有法院传信，也没有检察系统的人找过她，所以她根本不知道案情处理情况。

最重要的是，没有人在乎Sherri的心理状况。

她只在住在舅舅家的时候接受过一次心理咨询，除此之外儿童福利机构没有给过她任何帮助。

理论上，她应该每个月接受社工的探视，时不时接受法定监护人的探访，但是，都没有。

在离开舅舅家之后，她被丢到了一个寄养家庭，在那里她被住家的儿子殴打。

同时，因为寄养家庭的忽视，她彻底失去了做心理咨询的机会。

多年之后，儿童服务办公室在一封邮件中回复道，

当时因为许多新法律和政策的出台，性虐待指控的调查方式也发生了改变。

Sherri的个人资料在当时因为政策原因被损毁了。这也导致社工们没能关注到她。

Sherri过得不好，但Mouser过得挺滋润。

他依然是自由身，并依旧和Sherri的亲生母亲Beth Blake保持着夫妻关系。

在12月，Beth和他签署离婚协议，第二年三月份生效。

只是，这个婚不是“真离婚”。

Mouser事后告诉警方，这次离婚不过是Beth企图获得Sherri监护权的“策略”。

她意识到，离婚是让她找回女儿的唯一办法，于是她选择了短暂离开Mouser。

但实际上，此时她已经怀上了Mouser的孩子。

（Beth和Mouser）

事实证明，Beth的想法完全没错——在离婚不到一个月之后，政府就把Sherri又丢回给了Beth。

这之后的几个月，是Sherri和哥哥童年最快乐的时光，

在Mousier离开之后， 没有人会对他们进行身体和心灵上的虐待了，母亲Beth的精神状况也变好了许多。

只可惜，好景不长……

在1987年8月，Beth又和Mouser勾搭上了，“几乎每天都和Mouser进行个人接触”。

更糟糕的是，她又一次把Mouser带进了自己家，让他和两个孩子生活在一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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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Mouser用尽一切办法摧毁了我的母亲。”Sherri的哥哥Donald Patterson回忆道，Mouser时不时就会暴走和虐待Beth，“他就是一个瘾君子。”

而对于Sherri来说，这样的生活就如同噩梦一般，她曾千方百计，鼓起勇气逃离，但是最终又落到这个田地。

在11岁这年，她又被Mouser性侵了。

“执法部门也没有办法。”警探Rhodes-Johnson事后表示，“她会回家是因为她的母亲在保护这个男人。”

家庭和青年服务部门（DFYS）以为她安全了，就把她送回了家，谁知他们都被Beth和Mouser给骗了……

在当时，DFYS的程序一向是“走得飞快”，

在发现出现虐待情况之后，立刻把小孩带离家庭，在认为家庭安全之后，哪怕之前家人出现过犯罪行为，也会立刻把小孩塞回原来的家庭之中。

当然，理论上，这样的孩子每个月都会有社工进行回访，只是Sherri从来没有享受到。

她像是被所有人抛弃了。

福利机构不管她，警方不管她，她的母亲也不管她。

她回到了自己家，而Mouser也回来了。

“我感觉自己好像不是被爱着的。”Sherri说，“一点也不被爱。我就感觉我好像无关紧要。”

到了1987年9月，Mouser自己开始坐不住了。

在Sherri举报了他一年零三个月之后，自己居然啥事儿也没有？也没人找他？他自己都觉得荒唐。

于是在9月2日，他自己跑到了警察局，咨询案件情况。

依旧是警探Rhodes-Johnson接待的他。

两个半月之前，警探Rhodes-Johnson又提交了一份案件报告，并且按照检察官办公室的要求放入了新的对学校护士，Sherri母亲和Sherri的审问陈述。

但是两个半月过去了，案件依旧是“待定”状态。

于是，面对Mouser，她只能表示，

因为DA的案件积压严重，你暂时还没有被起诉，也暂时不会被逮捕。

没想到，Mouser在此时突然开始自我坦白。

他向警探承认，自己仍在在和Sherri的母亲Beth见面，住在一起。

他表示，自己依旧在疯狂喝酒，打架。

他还表示，Beth怀了自己的孩子，这让他突然成长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

在这个时期，Sherri的继母曾向福利机构举报Mouser和Beth仍在保持关系一事，但是福利机构没有采取任何措施，也没有调查Sherri的家庭环境如何。

Mouser对警探Rhodes-Johnson的坦白还在继续……

说着说着，他似乎不满足讲近况，突然开始清晰讲述了对Sherri的性侵过程。

第一次是在Sherri十岁生日三天之后，

他猥亵了她，并且警告如果她举报，那么“他去监狱，她去住寄宿家庭”。

第二次是在两个月之后，Mouser生日当天。

第三次是在1986年5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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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说，自己从小成长在一个充满暴力和不健康的家庭之中，在青少年时期就醉酒，犯了很多错。

但是现在，一个新生孩子的出现让他决定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

他表示，自己已经在戒毒了。

他说，自己前来警察局就是来自首的，他不希望最后和Sherri对簿公堂。

同时他认为，自己的这个案件和DA需要处理的其它案件相比“微不足道”，希望自己能够尽快被逮捕。

他还表示，Beth就在警察局外等着他。

虽然有些诧异，但警探Rhodes-Johnson第一时间保存好了录音证据。

她表示，自己明天就会去DA问问办案进度，并且保证，会尽快逮捕他，不会让他再“等”上一年半的。

但结局，大家已经知道了，Mouser从来没有被逮捕。

这是因为，有一个人在努力阻挠，那就是Sherri的母亲，Beth Blake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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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34年后的电话连线上，

几番寒暄之后，Sherri问Rhodes-Johnson的第一个问题是，“我妈妈知道吗？有人跟她说吗？”

Rhodes-Johnson认真的回复她，

“我希望我能说她不知道，因为这样你可能会好过点。

但是她知道。

在我整个职业生涯，只有极小极小一部分的母亲，不知道发生在孩子身上的事情。”

Rhodes-Johnson在1987年找Beth谈过话。

Beth也承认，社会服务机构曾经打电话给她，告诉她正在对Mouser展开调查。

她说，自己曾和Mouser对峙过，但是Mouser总是回避她的问题，久而久之，她就懒得管了……

就这样，她不仅和性侵女儿的男人住在一起，还在1988年和1989年，又和他生了两个女儿。

Sherri也不得不在12岁的年纪就开始照顾自己的妹妹。

孩子的出生，并没有让Mouser如他所说的“改头换面”。

事实上，他依旧和Beth一起，嗑药，酗酒，玩耍。

“他和她都虐待我，他们嗑药，让我照顾孩子，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在辜负我。”Sherri说。

一位在80年代和这家人相熟的朋友表示，Beth也曾在青春期被强奸，“Sherri的妈妈真的是完全崩溃了。我不认为她有能力照顾好自己的孩子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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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7年10月，在跟Mouser会面的第二天，

警探Rhodes-Johnson就立刻对话DA办公室，希望他们可以立刻审理Sherri的案件。

两周之后，阿拉斯加州DA办公室指控Mouser犯有三项性虐待未成年人的罪名。地方法院也发出了传票让Mouser出庭。

但是，这张传票并未送达，因为Mouser失踪了……

Mouser的住所突然被烧毁，邻居再也没有见过他。

同一个时间段，Mouser从工作的地方辞职，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去了哪里。

1987年10月14日，法院发布Mouser的逮捕令。

可笑的是，阿拉斯加州警却一直都没有找到他。

好端端的，人还能失踪了？

不能，因为Beth把他藏起来了……

在1987年12月，州警来到了Sherri和她母亲Beth所住的家里，寻找Mouser，但被Beth打发走了，

她告诉他们，“他不住在这里。”

在1988年4月，阿拉斯加州警第二次前去Beth家中寻找Mouser的踪迹，

此时，他们还拿到了Beth的逮捕令（因为偷窃），但是她最终没有被逮捕，因为她一直抱着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。

“如果母亲坚持要保护这个男人，藏匿他。而Sherri只是个孩子，那我们能怎么办？”警探Rhodes-Johnson说。

除此之外，她也承认，在把案件交给DA之后，

DA没有向她寻求帮助，也没有让她寻找Mouser，所以她不清楚案子后来变成什么样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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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Mouser究竟去哪儿了呢？

实际上，他一直大摇大摆的在所有人眼皮底下，就在安克雷奇镇上生活和工作。

不仅如此，他还频繁和执法部门打交道。

在1988年，Beth即将生产的时候，Mouser变的非常暴力，整天殴打Beth，企图勒死她。

有一天，Sherri终于忍不住了，打电话报了警，但没等她说完，电话就被Beth抢走。Beth告诉警方，一切都很好，随后挂断了电话。

除此之外，Mouser还在当地的洗车场工作，他经常洗警车，与警官们接触，但是没有人发现他。

甚至在1988年4月，就是州警到他家搜查他的同月，

他还因为洗车场的偷车案件做了证人，写了陈述交给了警方，但是警方也没有在意。

最夸张的是在1988年8月，Beth因为盗窃被逮捕，

Mouser走进了法院，为Beth做了证，并且如实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和地址，他依旧没有被逮捕。

这次倒不是因为他的身份没有被发现，而是Beth的辩护律师联系了法院的同事，给Mouser的案件做了手脚，让他的案子被“悄悄搁置”了。

——这代表，当Mouser走进法院作证时，不会触发自己的刑事逮捕令。

直到1989年，Mouser在安克雷奇镇外的一个小镇进行临时工作，因为不相干的事情被当地警方盘问，

随后，当地警方发现了他的逮捕令，把他逮捕，他这才被遣返安克雷奇，关进了监狱，等待保释。

此事，距离Sherri举报他性侵，已经过去了三年。

1989年8月，Sherri13岁这年，

她的继父Mouser终于被陪审团起诉，一项性虐待未成年人的一级罪名，和三项二级罪名。

但是Mouser并没有认罪。

而且，当庭审日期10月9日就要到来时，他的律师还起草了一项议案，要求驳回起诉书。

理由：阿拉斯加州逮捕和起诉Mouser的时间太长，侵犯了Mouser的“迅速审判权”。

（注：“迅速审判权”，在刑事诉讼领域，是指被追诉人在受刑事指控后，有权获得及时的审判。）

律师表示，距离Sherri举报已经过去了三年，Mouser已经无法进行合适的辩护。

Beth和Mouser都作证，他们在逮捕令发布之后，多次与执法部门接触，但是一直没有被逮捕。

就这样……

整个审判都歪了。

接下来两天，整个法庭上没人讨论Sherri是否真的被性侵，而是在讨论州法院迟来的审判是否有理可循，以及州警到底是为什么花了这么大力气才找到Mouser。

最后法官认定，由于州政府“过分，无法解释的延误”，侵犯了Mouser的快速审判权。

于是，他驳回了这个案件……

整个案件居然就这样“无厘头”的关闭了！

法庭上甚至都还没呈上任何可以证明Mouser究竟是有罪还是无罪的证据——包括他在警察局承认自己性虐待Sherri的证据，也没有在法庭上出现。

当初判决案件的法官John Reese如今已经退休了，他说他不能评价个案，也不记得Sherri的案子了。

不过他表示，“快速审判权”案件是很少见的，但是检察官有责任及时提起诉讼，否则，法律就会要求法官驳回案件。他说：“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确很有限。”

警探Rhodes-Johnson还记得自己走出法院时的心情，

“我们走出法院的时候，真的是不敢相信……好像有人对我们打了一拳。”

“他们放弃了Sherri的权利，和Mouser的权利相比，他们放弃了她的。”

在接下来两年，Mouser的案件继续搅动着阿拉斯加州的法律体系。

地方检察官对法官的判决不服，提出上诉，提交了他们为逮捕Mouser所做的“努力”的证据。

但Mouser的律师坚称，是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能力不足，没能履行基本职责。并且表示，如果不是Mouser主动接受审问，那么这个案件根本不会出现在他的头上。

阿拉斯加上诉法庭开始对此案进行审查，

这一审查，又是很久……

另一边，Sherri正在经历可怕的家庭暴力。

在法院驳回案件两个月之后，Beth和Mouser爆发了激烈的斗争，Mouser打了Beth的脸，Beth对他提出了指控。

最后的结局是，未经Beth的许可，Mouser不可以出现在他们的家中。

但是，也不知道是旧情复燃还是怎么回事，

Mouser依旧和他们一起生活着，Beth至少两次对Mouser提出了家庭暴力紧急保护令。

Mouser还曾经在车库自杀，最后是Sherri发现了他，这一幕也成为了她童年时期的创伤之一。

到了1990年10月，终于，Beth和Mouser感情破裂了。

她要求获得两个女儿的监护权。

（16岁的Sherri）

几个月之后，1991年2月，

上诉法庭的审查结果终于出来了……

法庭表示，

阿拉斯加州为逮捕Mouser所作的努力“显然不够充分”，认为逮捕Mourse需要拖延20个月是非常不合理的。

所以，结果一样。

上诉法院又把案件打回了初审法院。

这一次，依旧是法官John Reese负责主持，

他最后保持原判，认定是政府没能履行指责，“能得出的唯一的结论就是，政府根本就没有努力实施逮捕令。”

在1991年12月23日，法官再一次驳回Mouser的案件。

Mouser无罪释放。

法院最后宣布驳回的日子，是Sherri16岁生日的第三天。

此时距离她在学校大哭已经过去了六年半。

这个案子收集证据花了很久，提起起诉花了很久，逮捕花了很久，最后的审查也花了很久……

但到头来，还没有审判，就结束了。

一个月之后，Beth举家搬到了华盛顿州。

Sherri选择离开母亲，走自己的路，她在全国各地游荡，最后又回到了阿拉斯加。

在她20岁那年，Beth因为丙型肝炎住院，第二年去世。

临死前，她依旧向Sherri保证自己对性侵事件一无所知。

而Mouser的后半生则可以从犯罪记录里看到，

他酒驾，行窃，有两名女性指控他家庭暴力。

他在2009年去世，但是Sherri在2017年才知晓这事。

Sherri在23岁那年加入了海军，她在军队里遭到了强奸，但是她没有举报，因为担心被报复。

多年之后，她被诊断出患有“创伤后应激障碍”。

在2017年，她搬回了安克雷奇镇。

在这里，她参加了人类服务和心理学的大学课程，这些课程有助于帮她应对创伤。

“我意识到我小时候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，是我的母亲辜负了我，是整个系统辜负了我。不是我的错。这种事情对于受害者，尤其是对儿童受害者来说，真的太难了。”

如今，Sherri生了重病，

在对未来充满不确定之际，她决定讲述自己的故事。

电话连线Rhodes-Johnson，两人的重逢是一个机遇，也是一场属于彼此的救赎。

Sherri需要让Rhodes-Johnson看到，正义是如何辜负了她，她又是如何靠自己的努力生存下来的。

Rhodes-Johnson希望Sherri看到，自己一直都有在为她的案件奔波，自己没有辜负她。

到了这个年纪，也许两人都可以释怀了，

但他俩都知道，原本，Sherri可以过上更好的人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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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尊大团 ：看到这句很难过 “只有极小极小一部分部分，不知道发生在孩子身上的事”。大部分都是母亲纵容的。。

家里蹲大王 ：她妈妈也不是什么好人嗯！知道孩子被性侵还要继续伤害她的孩子

秋子乔 ：她做了所有对的事情，但是还是比不过整个社会对她错的辜负。

_古手梨花 ：那个法官，真的是，我不知道怎么评价，害了小女孩的一生

cocLocoRoco ：她不会过上更好的人生，无论她的人生披着多华丽或者岁月静好的外衣。从被侵犯的那一天开始她的人生就毁灭了。所以我支持对未成年侵犯犯罪者人道阉割。

小宇的包谷 ：所以还嫌性教育晚的父母看一下性教育多么重要！性教育不是羞耻的事情，是为了让孩子正确认识性，保护自己！

枫叶枝疏 ：只有故事需要逻辑，现实不需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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